2026年11月4日下午，“作假：行为、文化与意义”工作坊在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举办。工作坊由北京大学程乐松教授主持，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引言，北京大学杨立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成纪教授、山西大学梅剑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科林教授、北京大学宁晓萌教授与谈，正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访的司马黛兰、李兰芬、马银琴、陈镱文、筱原典生、李井奎、刘礼红和罗微等教授、学者，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欧阳霄老师参与了此次工作坊。
引 言
2008年春，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专题展览《张大千：画家、收藏家、造假者》中展出了一幅署名关仝、实则由张大千作假的《涯曲醉吟图》。从这件经典赝品出发，陈少明教授层层深入，展开了对“假”的多维度分析。
首先，陈少明教授对赝品与山寨品作出了区分。其中，“山寨”属于物质性造假，常为技术门槛较低的批量化生产，价值也会随之被消耗；以艺术品、纪念品或文物为对象的“赝品”属于精神性造假，不仅数量少、技术难度高，且相较于冒用“类名”的山寨品而言，它们冒用的往往是单人单件的“专名”。从鉴定的角度来看，山寨品的鉴定依据常常是使用效果，然而古物所携带的信息无法立即呈现在眼前、难以经由直观把握，赝品的鉴定因此具有复杂性，即使在专家的介入下也会存在漏判、误判的情况。然而，判断的错误不一定妨碍情感的真实，例如苏轼在“错误”的赤壁古址诗兴大发，但依然留下了千古名篇。此外，陈少明教授指出，复制未必就是假冒，例如中国书画中的摹与临，就是一种通过复制造就风格的艺术传统，绝非恶意作假。
陈少明教授认为，真迹的唯一性不是一个知识产权或原创性方面的问题，而在于“人”的唯一性。个人具有不可被编号、不可被化约为类之一分子的人格独特性，而真迹崇拜的背后正是对于人格独特性的信念。生命流程中的物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旦保留下来，就会成为引发怀旧的纪念品，对人类来说，过去遗存的文物，就会成为可以触摸历史的道具。因此，人类成为了或许唯一具有纪念品观念的生物。
真假之辩可以延伸至人类生活中的多个领域。例如对“名”这一关键问题的讨论。张大千的作假是一种为“真名”提供“假货”的“冒名”行为，而被郭沫若质疑的《兰亭序》则体现了一种为成品虚构假名的“造名”行为。我们需要引向了对于“名”的开放性理解：一个专名的意义会在事物的历史之中呈现出内涵的变化。作假现象遍布人类文化领域，除此之外，还有劣币、假币、水币现象，“伪君子”与“立人设”行为，伪史与历史叙述等诸种“作假”的情况。陈少明教授的分享最终回到了对真与假的理解：哲学中的“假”包含逻辑推理的不融贯，也包含事实判断的错误，然而若是将真假问题化约为纯粹语言层面的意义问题，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助益是极为有限的。就字义而言，“假”字包含了利用、租借、代替、欺骗等诸多含义，当我们谈论对“假”的警惕和反对时，谈论的其实是对欺诈的反对。
最后，陈少明教授指出了假与真的不对称性。传统话语强调哲学要为真理而斗争，然而在实际上，真假并不完全对立，“假”在很多场景下也能构成有意义的生活内容，更重要的应该是为意义而斗争。
讨 论
围绕着陈少明教授的分享，与会学者就真假、名实、意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杨立华教授提出沿“纪念性”的方向对“精神性产品”或“精神性”作出更细致、更深入推进的可能，以及在人的基本生存结构中寻找求真意志根源的可能。而在对“真”的理解上，杨立华教授认为，无论是认知层面的真，还是生活情境中的真，都并非预先给定、等待被发现的现成之物；它只能在求真的过程中不断趋近、逐步实现名实之间的一致。
刘成纪教授从儒、佛两家的真伪观出发，以王维等古代艺术家对表象现实性的刻意打破为例，指出传统语境中的真假边界本就存在极大的模糊性，且生活世界自身就是精神建构而成，因此，更值得被反思的，或许是对于绝对真假的执念。此外，刘成纪教授以保留形式但定期翻新材料的日本神庙为例，指出东方语境中的“真”更偏向形式层面的表象，而非事物的物理属性，与西方的观念存在差异。最后他谈到，仿品无限繁殖、自我生成的机械复制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将会为传统认知范式带来新挑战。
梅剑华教授提供了一种来自分析哲学的视角。他指出，分析哲学往往将“名”局限为概念的固定指称，容易遗漏“名”所承载的历史经验维度，由此窄化对意义的理解。如索尔·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一书中将名字视作标记对象的纯粹标签，这种做法实际上会消解个体的独特性，忽略“名”本身随历史变迁而不断演化、内涵不断加厚的过程。而陈少明教授对名的历史时空维度的重视，有助于反思西方指称理论的现有局限，回应语言、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
同样聚焦机械复制时代的问题，李科林教授认为，现代社会一方面不断扩大作品的复制、传播与流通，另一方面又格外看重作者身份、作品来源与历史认证，二者间的尖锐冲突是理解现代“真实性焦虑”的核心线索。在李科林教授看来，陈少明教授的研究为“真”的认识论与逻辑判断提供了一种生存论的基础：意义不仅仅是以名为标识的观念结构，也是在身体、事物、历史与共同生活之间持续形成的关系，观念结构从这个关系之中生长出来，并且反过来对它们加以组织。
宁晓萌教授通过援引福柯对“非理性”与“疯狂”的界定肯定了“假”的建构性价值：“假”只能依附于“真”而获得定义，并无“元假”一说；就像作为人为的制作，艺术天然地区别于自然的发生，而正是这种“非真”的可能性，才持续激发着人类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让人可以在现实世界之外“别造一世界”，从现实事物出发去赋予意义、向上建构。此外，宁晓萌教授结合中国画史进一步指出，“名”是一个容纳着历史维度的、持续生成的动词；而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编制和书写，为无始无终的事件赋予着节奏和意义。
陈少明教授对评议逐一作出回应。他谈到，这些从不同领域、不同脉络切入的拓展与追问，恰好补全了自己论述中尚未充分展开的细节。就“求真意志”之根源而言，陈少明教授着重指出，求真一方面是为了反欺诈，另一方面是为了可交流，因为个体独处时不存在真假判断的需求，是不同个体间的沟通需要催生了对统一可参照的标准的需要，真假问题由此才成为必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教授同意称自己在真假问题上是一个从生活经验出发以生存论为基础的思考者。
讨论环节，司马黛兰、筱原典生等学者就关于镜像、宗教造像传统、真假的权力关系、虚假叙事与共同体塑造等问题的交流，为“说假”打开了更宽阔的对话空间。正如杨立华教授所言，陈少明教授的分享总能为“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作出示范。而在陈少明教授看来，真假问题本就适合在多重思想传统之间持续辨析；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哲学的任务不是定下一劳永逸的标准，而是守住对意义本身的关切。
整场研讨观点交织，气氛活泼，在思辨的深度与人文的厚度中呈现了一场“真实不虚”的思想盛宴。
